10月30日，人民日报客户端发了一篇评论，标题是《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……》，里面一句话被全网转发：举报是公器，不能被当成伤人的暗器。 这句话说的是谁，圈里人都清楚。山东单县的农民歌手朱之文，这两个多月被一群人轮着打电话举报，十几场已经签好的商演一场接一场地黄了，人瘦了二十多斤。 10月29日，北京来的律师陪他走进派出所，交材料，报案，准备起诉四名带头的抹黑者。 官媒定调 文章没有停留在骂举报的人，而是把举报这件事的流程拆开看。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主管部门要核实，主办方要评估风险，这段时间里，被举报的人只能干等着，什么也干不了。 核实完了，发现是假的，举报的人几乎不用承担任何代价，转头还能再举报一次。 评论里把这套循环点得很明白，被举报、自证、再被举报，一圈一圈转下去，成本极低，杀伤力却不小。 文章给出的态度是，举报人的保护要继续坚持，被举报者的合法权益同样要保护，这两件事本来就是一件事，都是让公器用在公义上。 文章还提到，政府机关、电商平台、行业协会都可以探索对恶意举报的反制办法，对不实举报分类处理。 官媒出面说这番话，分量就不一样了。以前这类事大多停在网友骂几句、当事人忍一忍的层面，现在把它拎到公共讨论的桌面上，等于给这类行为定了性。 有事实依据的监督，该支持；没证据、组团打、反复轰炸的举报，性质就变了。 朱之文这两个多月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得从演出表说起。国庆前后本来是商演最密集的时候，青岛、潍坊、西安、郑州、邹城、泰安、章丘、淄博，合同签了，手续办了，票也卖了。 结果一场接一场收到通知，取消。有的提前一周说，有的提前两天说。 最难受的是泰安那场，人已经到了，车停好了，妆化完了，演出服穿上了，台下观众坐得满满当当。主管部门的人到后台，就两句话，审批没走完，舆情风险太高，不能演。 他连台口都没走到，就被请了出去。还有一次更仓促，人已经坐在高铁上，行李箱里叠着演出服，主办方电话打过来，说别来了，有人举报，担不起这个责任。 朱之文自己算过，10月份至少有16场演出被取消。主办方赔了违约金，可这笔账最后落在谁头上，大家都清楚。 他回到菏泽单县的老家，两个月瘦了二十多斤，接受采访时说吃不好睡不好，压力大。以前他是村里最能扛事的人，这回扛不住了。 举报他的到底是什么人，调查报道把底子翻了出来。他手机里有好几个社交群，每个群一百多号人，群名起得直白，叫“扒朱”“打猪”，专门冲他建的。 群里的分工很清楚，有人盯票务平台和当地文旅宣传号，一查到排期就报给带头的，带头的组织人打电话，打到文旅部门、打到12345、打到主办方单位领导的办公室。 话术翻来覆去就一句，朱之文是劣迹艺人，要求取消演出。可翻遍文旅、广电的公开信息，没有任何一级部门给过他这顶帽子，也没有任何处罚记录。 这些人赌的不是法律，是主办方不敢赌，万一现场真出点事，品牌和场地都担不起责任，取消演出赔点钱反倒省事。 群里的生意经更露骨。他们组织过众筹，名目是举报需要经费，钱收上去了，打印材料的票据却见不着几张。律师点过一句，虚构用途收钱自己花，性质就变了。 有些带头的靠直播打赏挣钱，把举报过程录下来发到网上，煽动更多人跟进，风险和后果都摊给群里那些跟着起哄的人。 一个电话不花钱，主管部门核实要跑流程，主办方取消演出要赔违约金，这笔成本最后落在谁头上，账面上看得清清楚楚。 最让人看不下去的是攻击范围，截图被拼接，图片被篡改，儿子、女儿、儿媳、两岁的小孙子，还有走了快二十年的老母亲，全被写进恶语里。 朱之文点开一段录屏，手都在抖，他说小孙子那么小，连话都不会说，骂他干什么。 他还提到，群里有人放过话，不取消演出就组织人到现场闹事，这种话传到主办方耳朵里，谁还敢接这场演出。 法庭见真 朱之文不是没忍过，这些年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，他没追；醉汉把家门踹飞，他报完警还替人求情；门口蹲满拍视频的人，他翻墙出去也没骂过谁。 2023年他才第一次真正动手，委托律师对长期造谣的人提起刑事自诉，公证了284条视频。那场官司2025年2月18日在徐州开庭，11月1日宣判，被告犯侮辱罪判六个月，犯诽谤罪判拘役四个月，合并执行六个月，当庭收监。 那一场赢了，可举报的路子换了。以前是在短视频平台发假视频赚播放量，现在直接转到线下，打电话断演出，把战场从屏幕挪到了他的饭碗上。这回连家里人都不放过，忍让就到头了。 10月22日他去派出所报案，10月29日又去了一趟，这回身边多了从北京请来的律师杨安明。 杨安明是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主任，2023年那场网暴案就是他代理的。两人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，补充提交证据，出来时律师对着镜头说，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了。 朱之文手里的证据指向五六个有代表性的人，其中带头的四个，材料已经交到公安部门。律师的说法是，这种行为符合网络软暴力的特征，涉嫌寻衅滋事。 侮辱诽谤案件正常走刑事自诉，由受害人